当时还流传着更生动的说法。清流谐音为青牛，有牛头牛角牛肚牛鞭牛尾之说，分别对应品阶不一的清流党人。牛头当仁不让指李高阳，是为指引方向的精神领袖；张霈伦张芝栋为青牛的双角，犀利好斗，专门用来触人；陈葆臻为牛尾，宝廷为牛鞭，王懿荣为牛肚，其余牛皮牛毛纷乱杂多而无以计数。更有人进而言之，遇要事，李高阳一般不大出面，张霈伦才是真正的牛头，他头上的一双角再也厉害不过，凡被触及，必受巨创。
张霈伦曾有诗句抒写其谏诤业绩：往还五千里，咒骂十三家。气魄十分雄大。有人统计他于光旭十年之前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，钩沉而得二十一人之多，如侍郎贺寿慈，尚书万青藜董恂，皆被劾去。随后还有赴俄使臣崇厚军机重臣王文绍。这一数目，在古今非御史类的官僚当中，可以说没有几人能够比拟。
不光是王文绍这样的油浸枇杷被张霈伦弹劾落马，连陈宝箴这样的名臣，也都给张霈伦弹倒。陈宝箴是当时出了名的干才。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调理人事关系，样样精通。他在直隶道任上，曾参与会审王树汶一案，本来已经定案，可临刑之时，王树汶大呼冤枉，这一声叫喊凄厉得惊动了中枢，刑部复查，终予以平反。那些会审的审判官员们，自然要遭到行政处分，或免职，或降级。其时陈宝箴已经升迁至浙省按察史，按照大乾官场的潜规则，追究责任，适可而止，既然人家早就不在其位，何苦要赶杀到底除非两造有解不开的宿怨。但在光旭九年，时任左副都御史的张霈伦，与陈家既无冤，亦无仇，却还是参上了一本，认为陈宝箴既然参与会讯，就应该承担一定的罪责。结果，清廷下谕，拟追加处分。这下陈宝箴不干了，他说：一官进退，轻如毫毛比，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，士不思竭忠补阙，反声气朋比，颠倒恣横，恐且败国事。吾当不恤自明，籍发其覆，备兼听。于是上书抗辩，而且反咬一口，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。两造都坚执己见，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。阎丹楚是大乾名臣，以强项自命，一身奇倔的硬骨头。但他处理此纠纷，却首鼠两解之，一味捣糨糊。最终，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。由于咽不下这口气，他愤而辞官，自放白云山水间。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。但即便如此，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，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，都选择妥协退让，息事宁人，张霈伦的气焰之盛，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。
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，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，自然是攻击人身。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。后者但谈时事，不事搏击，可谓对事不对人。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，多半赞赏后一种。因为惟有就事论事，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，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，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。如果就人论事，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，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，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，却不顾事态的进展，与谁有仇怨，就死命咬谁，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，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。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，确是硬道理，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，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。
但论者评定二张，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。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，无一是弹劾他人，无一非因事陈言。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。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。确实，张芝栋的弹劾风格，一般不会得罪人；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，则会一再得罪人。是否在乎得罪人，得罪了多少人，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，却不是全部的标准；评定言官的成绩，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。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，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，在翰林四谏之中，人品最下，实在是冤枉。
有人说：这些人里头，我只佩服两张，是用世之才。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，气象万千，将来可以独当一面，只嫌功名心重些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，有胆有勇，可以担当大事，可惜躁进些。
其实，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，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。
清流党所指涉者，乃光旭初年，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，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，以国家利益为诉求，以奏疏为主要工具，议论国事，搏击权要，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。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，遂有清流党之称。
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，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，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，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。
清流党之勃兴，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，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，士风高涨，言路大开；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，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，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；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，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。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，清流的产生，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。在时人口中，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，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；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
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，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，以道德的名义杀人。
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，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，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。大致而言，北派的代表人物，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；南派的代表人物，早期为沈桂芬，后期为翁叔平，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，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，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。
清流党内部，既有夏人，亦有渤人，他们的弹劾标准，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。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，清流却略略介入，姿势相当暧昧。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，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。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。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，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，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，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，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。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，实以洋务为大端，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，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，认为变法之效，至久而至速者，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。张芝栋一再指出，塞外番僧，泰西智巧，驾驶有方，皆可供我策遗，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。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，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。如吴大成在吉省创办机器局，张芝栋在晋省筹办铁矿，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。
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，他是欣然接受，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首领斡垠，被敬亲王作弄，亦接到类似的任命，他当时的表现，却是痛哭流涕，大有晚节不保之感，于是以养病为由，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。张芝栋更滑头，在京城的时候，以清流自居，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；到晋省担任巡抚之后，便开口大谈洋务，放手大干洋务，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。当然，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，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，但却只是少数而已。
事实上，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，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，他们的矛头指向人，而非事。他们如此抉择，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。在这两对矛盾之中，清流都涉入过深。简而言之，南北之争，清流亲近北派，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，敌视洋务；相应的是，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，他看重沈桂芬，却不喜李高阳，如此，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，反敬亲王，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。同理可知，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。当然，比较与北派，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。
张霈伦的父亲叫张印塘，官至皖省按察使，曾经与李绍泉并肩抗击圣平军和绺军。李绍泉曾充满深情的回忆：方江淮鼎沸，独君张印塘与绍泉率千百羸卒，崎岖于扰攘之际，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，辙过予里舍，或分道转战，卒相遇矢石间，往往并马论兵，意气投合，相互激励劳苦。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，君殆其人。后来张印塘死于江浙军旅，墓志文就是请李绍泉所作套用现在的段子，张李二人一起扛过枪，属于四大铁哥们之一，算是生死之交。张霈伦称李绍泉为世叔，李经珊初见张霈伦，则要称世兄两家实为世交。光旭五年，张霈伦离京赴苏州迁庶母灵柩，李绍泉即来答拜。张霈伦在日记中写道：申刻，合肥李绍泉来答拜。承假白金千两，为营葬之需。并委四兄充津捐局绅士，月领三十六金。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，孤儿真感德衔悲也。未完待续。